A | 穿过上海徐家汇附近的老小区，步梯六楼的尽头，是依蔓短租的家。三年前，也是秋天，她像逃离一般离开上海，北上的飞机最终降落在内蒙古海拉尔。
B | 在此之前，她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七年，其中近一半的时光，也租住在这附近。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各类即时配送平台竞相繁荣，电商、外卖、社区团购等业态在极大地丰富着消费者选择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重塑商家的经营逻辑。 依蔓曾喜欢上海，后来却只想逃离。
C | 而伴随着平台算法的精细化与竞争态势加剧，许多商家为了争夺客流量和订单数，不得不采取越来越激进的“促销战术”——打折、满减、赠品，乃至主动承担配送费用。
D | 她曾是最擅长应试的那类孩子——后来发现，这不仅塑造了她，也深深伤害了她。 平台配送费的国际差异 从全球视角来看，配送费通常被视为由消费者直接支付的交易成本。 从2022到2024年间，她不断离开城市，前往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蒙古的森林、西班牙北部村庄、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等地，与牧民一同寻找马群，漫步荒野，完成了一场关于“我是谁”的追问，而这也是一个“好学生”如何重建内心秩序的故事。例如，美国、英国、印度等多数国家的外卖平台普遍采用“订单结算时由消费者单笔支付”的模式，并通过会员体系（如UberEatsPass、DashPass等）吸引消费者购买配送服务的免除权利。
E | 这些都被记录在她的作品《荒野寻马》里。这种机制强化了消费者对配送成本的感知，也保障了商家的收入独立性。与此同时，这一制度安排与海外消费者对价格透明度的高度敏感及对服务“按需计价”的广泛接受密切相关。 而在中国，尽管平台也允许消费者单笔支付配送费用，甚至推广会员制配送服务（如京东PLUS、美团外卖会员等），但实际运行中，配送费承担主体更多地偏向商家，尤其是中小商家。其直接体现为：平台在结算时向消费者显示配送费金额的同时，也会在商家端设置“承担配送费”或“参与减配优惠”等选项，并鼓励商家为提升销量而主动承担全部或部分配送费用。 这种差异的形成并非源于平台机制设计本身的强制性安排，而更深层地与中国市场结构和企业运营特征相关。
F | 《荒野寻马》，依蔓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后浪/后浪文学，2025-6 穿过狭长的回形楼梯，在一扇防盗门背后，我见到了依蔓。
G | 她赤着脚，轻快地迎到门口，像一只小鹿。一方面，这反映了中国同质化产品和相似业务的经营主体过多、竞争过度激烈、卖家市场影响力极小的窘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企业沉迷低价促销手段的现实。脸颊上有在蒙古高原晒出的晒斑——这是两年的草原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 “光脚可以吗？坐地上可以吗？”依蔓自然地盘腿坐下，斜靠在床边。例如，中国平台企业出海后往往在他国采取低价策略，延续了在国内的“成功经验”，实则对国内外市场是不利的。
H | 此外，配送费在各国的收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微观因素考虑配送工具、距离、时段、订单金额，宏观因素则要考虑当地劳动力工资、供给规模、交通状况、能源价格等，较为复杂。
I | 总体来看，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配送费比例也高，劳动力成本低则低。即便只是短租几个月，她还是专门购置了一块地毯。
J | 草原加深了她原本就喜欢席地而坐的习惯。 依蔓把膝盖藏进长裙，不断调整姿势，试图让身体处在最舒服的状态。中国外卖平台的收费水平大概与东南亚市场持平，与欧美有明显差距。
K | 平台配送费的理论渊源 配送服务作为链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关键环节，在平台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愈发重要。屋里没有开灯，她的声音在灰蒙蒙的午后响起。广义上的配送费是指商家或平台在将商品从供给端（店铺或仓库）送达消费者手中过程中所发生的物流服务费用。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配送费已不仅仅是“送货上门”所需的基础成本，更演变为商家和平台进行流量分配、市场竞争乃至利润博弈的重要工具和变量。谈话从她的新书开始，近五个小时里，讲述了一个80后省城女孩如何从期待中挣脱，“找自己”的故事。 从起源来看，配送费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传统零售与物流体系中，尤其是邮政、快递、电商快递的兴起。这些叙述里，充满觉察与冲撞，带着一种切身的实感。 （图/受访者提供） 她是在优绩主义规则中一度胜出的女性，1987年出生，从南宁考到北京，进入国内顶尖学府。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在2000年代初兴起时，消费者普遍需要承担由第三方物流公司（如顺丰、中通等）收取的配送费用，配送费往往根据商品重量、体积、距离和时效决定，体现了物流服务的“按需付费”原则。 卧室墙上，挂着一幅长长的空白挂历，上面是漂亮的手写体，待办事项从上到下有序排列。“（完成）这些很轻松，是八月的。
L | 她曾经习惯了列满to do list，计划、完成、解决。但随着电商竞争白热化，越来越多平台开始以“免运费”作为吸引用户的营销手段。2010年以后，许多平台引入“满减运费”“包邮专区”等机制，以补贴配送成本来换取流量增长。但那种过高的自我要求，似乎并未换来更多的爱与尊重，反而带来长时间的紧绷与疲惫。 她似乎也别无他法。这一阶段，配送费由消费者承担，逐渐向平台或商家部分转移。
M | 进入2015年前后，随着美团、饿了么、顺丰同城等即时配送平台的兴起，“30分钟送达”的本地生活服务迅速普及。在即时消费生态的语境下，配送费被进一步细化、算法化，其结构不仅涵盖基础物流成本，还包括骑手服务成本（人工时薪、接单效率）、高峰时段溢价（如中午、晚上）、天气/距离附加费用以及平台抽成与商务补贴机制等。这也意味着配送费早已不再由简单的“油钱＋人工”所决定，而是一个多变量动态计算的结果。人生前三十五年，依蔓活得像一张被反复誊抄的答卷，字迹工整，答案标准。
N | 在这套机制下，配送费开始承担更多功能：它既是对消费者体验的一种定价机制，也是对平台调度效率、商家曝光量、甚至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隐性调节器。
o | 例如，平台可能在某些时段通过提高配送费来“引导”骑手优先接单；也可能通过鼓励商家“自付配送费”来换取更高排名或流量扶持。 近年来配送费的承担主体逐渐发生着从买方到卖方的转变，配送费本应由享受服务的消费者承担，但在现实竞争中，配送费逐渐被商家部分乃至全部接管，在中小商家竞争激烈的行业尤为普遍。 商家承担配送费是主动还是被迫 在数字平台主导的零售与服务生态中，配送费本应是消费者对“便捷上门”服务支付的合理对价，但如今却在市场竞争机制异化下，被逐步转移至商家身上。 父母早年离婚，她从省会到北京，再到上海；从人大哲学系，再到体制内——必须精准答好每一道题，才足够让人放心。“可能像我这样成长起来的小孩，很知道怎么样去满足期待和标准。” 直到35岁那年，那根始终紧绷的皮筋，终于断了。
p | 平台通过流量分配机制和算法规则，实质上将配送费转化为商家“争夺曝光”的隐性成本。她长时间与惊恐症缠斗。母亲不知道她怎么了。
q | 2022年秋天，依蔓把所有to do list都扔在了城市。她辞去工作，退掉租住多年的房子，瞒着家人，独自前往一个遥远的内蒙村庄，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秋天与一个冬天。为了获取更高的排序、更好的展示位和更多的用户转化机会，商家不得不主动让利，将原本属于用户的配送成本部分或全部纳入自负范畴。
r | 由于即时配送的服务属性天然具有“非物理店铺可见性”，消费者对商家认知更多依赖平台排序、价格展示与评价反馈，导致品牌辨识度弱化、交易决策碎片化。在此背景下，配送费被“工具化”：成为商家提高转化率的隐性折扣，也是获得平台流量算法青睐的重要因子。
s | 尤其是对中小商家而言，由于其缺乏稳定的用户基础和可识别的品牌符号，只能通过承担配送费来提升产品在价格维度的相对优势，以换取短期曝光和交易量。 那不是一次职务写作，会待多久，能带回什么，一切变得不可确定。 但从长期看，这种将配送费“外在化”为竞争手段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路径依赖陷阱”：它掩盖了商家在出品、服务、口碑建设上的结构性短板，导致资源配置长期偏离核心价值链，从而加剧了低质同质化的市场格局。这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信任成本”密切相关：消费者在平台上作出购买决策时，品牌信任与产品认知是关键考量因素。一旦商家始终依赖配送补贴获取订单，而非以口味、服务、卫生、安全等维度赢得客户忠诚，其获客成本将持续上升，复购率难以提升，最终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型。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型连锁品牌或具有区域知名度的餐饮商家，则表现出显著的抗内卷能力。这类商家通常拥有成熟的供应链管理体系、标准化生产流程及较强的品牌资产积累，使其能够维持稳定的出品质量与服务体验，形成高度可预测的消费者满意度。因此，它们在配送费承担上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根据时段、区域或品类策略性投入，而非被迫“全线包邮”。这对习惯列满待办事项的她来说，是最先面对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品牌所带来的议价能力让这些商家即使不打价格战也能维持订单量，实现健康增长。可她还是出发了，带着一种直觉，一种模糊的、想要冲破什么的冲动。 （图/受访者提供） 在两年间一次次城市与荒野的往返中，依蔓获得了属于她的“解放时刻”——没有人需要你成为什么，你的焦虑、成就、痛苦与欢欣，对天地而言都微不足道。 更深一步，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配送费承担行为的泛滥，反映出当前平台生态中规则设计尚未有效区分商家的长期价值与短期行为。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让她真正获得了解放。在巨大的未知里，她不再需要满足谁，讨好谁，而是遇见了一个可以相信的自己。 她在书里写：“自然是如此宽博，它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止息，允许莽撞闯入，允许恐惧，甚至允许消解。算法逻辑往往优先响应即时的用户转化率和下单量，这种“激励短期、忽视积累”的机制在客观上削弱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抑制了商家在品质与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它无差别地接纳她的灵魂。商家若要真正跳出“谁让利更多谁获得订单”的恶性轨道，必须将品牌打造和产品优化置于长期战略核心，以品质稳固用户黏性，以声誉降低边际获客成本。”在自然全然的接纳中，依蔓仿佛也开始接纳自己。 因此，在当前平台流量竞争逻辑中，主动承担配送费虽是一种可行但非优解的应对方式，而真正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企业，必须通过强化品牌辨识度、提升产品稳定性与服务体验，逐步脱离价格机制的单一路径依赖，迈入以价值为导向的良性发展阶段。她开始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不那么努力，不那么完美。 提高质量是商家保持竞争力的唯一良方 破解当前配送费过度竞争的困局，不能仅寄希望于某一方的让步或自律，而应从平台治理、制度监管、商家升级、消费者教育等多维联动出发，推动行业生态由“低水平重复竞争”走向“高质量分层发展”。 眼下，依蔓又要搬家了。搬回南宁老家，做一些零散的项目。 从平台视角来看，应当推动算法治理转向“价值导向型”机制。平台作为流量分发的中枢，其核心职能不仅是匹配供需，更应引导供给结构优化及社会福利最大化。当平台利润与行业进步、员工福祉、社会回馈同频共振，将被视作社会贡献者；但当盈利靠挤压供应链、透支员工、透支未来，则将被贴上“内卷”的标签。当前，平台算法过于强调“即时性指标”，如转化率、下单量、价格敏感度等，往往在无形中鼓励商家通过让利承担配送费以博取流量。未来，平台可逐步引入“质量权重”“商家成长值”“服务稳定性”等长期评价维度，将优质出品、良好服务、真实复购率等因素纳入排序体系，建立“高品质商家优先获得流量”的正向反馈机制，弱化单纯价格因素在算法中的主导地位，从机制上降低“以价换量”的路径依赖。 从商家视角来看，应通过品牌建设和质量能力提升实现“价值突围”。临近搬家的日子，东西还没收。要在过去，她会提前一周开始整理谋划，紧张到心慌。对于中小商家而言，要走出“承担配送费换流量”的低效竞争逻辑，关键在于提升自身产品力与服务力，构建差异化认知。但如今，她允许自己再躺一躺。要强化标准化与稳定性，提高出品效率与品质一致性，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复购意愿；还要深耕品牌形象，通过线上内容运营（如短视频、图文故事等）增强消费者认同感，在同质化平台界面中“被看见”；还应当拓展多渠道布局，在不放弃平台订单的前提下，适度布局私域流量或直营外送体系，以减轻对平台单一入口的依赖。 分别时，我问她，你觉得这本书算成功吗？ “成功，太优绩主义了。”依蔓说。它倾注了很多爱与关注，“它是最棒的小孩”。唯有通过“做强”来实现定价与流量的议价权，中小商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摆脱被动承担配送成本的宿命。
t | 这句话，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对她说过。 以下是依蔓的自述。 就到这里吧，没关系 在西班牙，一个声音对我说，就到这里吧，没关系。
u | 那天，为了看野马节，我从圣地亚哥机场租车，开至少两个小时，到一个村子附近的酒店。我没去过西班牙的乡村，不知道路况如何，当地的英语普及率也不高，整个行程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v | 从消费者视角来看，应当引导形成愿意为品质与服务付费的理性消费文化。
w | 我租到一台手动挡汽车，一开出去就要上高速，后面的大车不停地按喇叭，挡却怎么也挂不上去。我很慌张，不得不几次把车停到减速带，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高度“价格可视化”的平台环境中，消费者对“配送费是否为0”的敏感度被平台机制不断放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商家对价格战的过度依赖。
x | 要改变这一趋势，需在消费端逐步建立“性价比不等于最低价”的认知体系。一方面，平台可通过页面设计、标签推荐等方式突出“高评分”“高复购率”等非价格指标，引导消费者关注综合服务体验。 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在责怪自己：你看你，以前不多出去走走。另一方面，媒体与教育机构也可强化“服务劳动应有合理定价”的公共传播，提升大众对配送人员与服务者劳动价值的认可，促进社会整体向“有质量的消费”转型。 从监管者视角来看，应当强化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与成本分摊透明。 （图/受访者提供） 好不容易开到住处，发现老板之前答应的事没有兑现。那是野马节的前两天，我觉得完蛋了，还能不能去成？ 恐惧，自责，很多情绪混杂在一起。监管层可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反“内卷”角度出发，厘清配送成本转嫁中的责任边界，尤其对强平台地位滥用算法操控定价、压低商家议价空间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与此同时，监管应推动配送费定价机制的公开化、透明化，出台针对即时零售、即时配送行业的成本核算参考标准，明确配送费用的构成与合理区间，避免平台通过技术“黑箱”加重商家隐性负担。回到房间里，我崩溃大哭，唯一的念头是回家，不想去什么野马节了。此外，监管还可借助数据披露制度，引导平台公开不同类型商家的利润率、补贴结构及配送成本承担比例，提升行业治理透明度，倒逼平台优化生态结构。
y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刘诚。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声音跳出来，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你可以不去，不要觉得这是失败。
z | 这个声音不是第一次出现。
| 荒野旅行这两年，我的内心生长出来一个“姐姐人格”，这是她的声音最大的一次。
| 在过去，面对这种退缩，我无法原谅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崩溃。 我算是那种人们所说的“做题家”，出生在南宁，一路考到北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七年哲学。我很会考试，能快速掌握应试需要什么，并给出解法，因为系统的要求和标准都很明确。今年备考雅思，我一个月就考过了七分。 六七岁的时候，我父母离了婚。我妈忙于工作，外婆照顾我。上学的事，我就自己管自己。 （图/受访者提供） 眼见着父母打来打去，家里的大人告诉我，你妈妈很不容易，她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母亲不是那种很严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她对我隐形的期待——做好了，她就会开心。这种期待非常隐蔽，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出现，但它塑造了我的思维和成长方式：我要更好。 所以我不断去实现那些期待，觉得只有那样，自己的存在才确定，才有意义，才能得到关注和爱。 小时候，班里选班长，大家投票选了别人，我当场哇哇大哭。现在想想很脆弱，很幼稚。但当时我会想：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了吗？那感觉像被抛弃了，他们不要我了。 但这些，我不会跟我妈说。我从小生病都看不出来。有几次高烧到40摄氏度才被老师发现。我能忍，一直忍，甚至不觉得自己在忍。我认为自己就应该学习，即使生病也该上学，我就不该生病。如果病到不能上学，那就是我的问题。我不跟家人或老师说“我不舒服，想休息”，从来没有。
| 但小时候，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在上海工作过七年，做编辑、写稿、带项目。成年之后，那些期待从家人到了工作中。 我不在乎周末，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只有工作，to do list永远做不完，对每件事的标准都很高。为了改一篇稿子，我会通宵，根本没有“今晚休息，明早再改”这个选项。那时团队里很多急事都会交给我。我擅长处理突发事件，而且能处理得不错。我好像成了那个“托底的人”。很累，但每当事情处理得不错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自己挺重要、挺厉害的，我为自己骄傲。 同事和老板也会说，这事你可以放一放，但我听不进去。有段时间，我家墙上贴着“放轻松”之类的提醒。
| 我想着：好，那我来学习放松。 我还花很长时间学习生气，就是学习第一时间跟别人说，“你这样让我不舒服了。”在旅途里，我也慢慢练习。比如在飞机上，旁边的乘客老在抖腿。我说，能不要抖了吗？听上去还是很弱对吧？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我会觉得，表达愤怒、不喜欢甚至拒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自己就不被喜欢了？那么，事事都说好，那一定是安全的。 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在西班牙，独自面对恐惧，内心的“姐姐人格”——一个更有力量的我，容纳了我的怯懦。那天，我决定先睡一觉。后来的经历很神奇。第二天醒来，情绪平复了。我想，再试一试，再开一段路看看。 （图/受访者提供） 导航带我走上了一条非常安静的小路，没有吓人的大车，风景非常美。我一边开一边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一条这样的路？既安全又漂亮，好像特意为我选的。 好的标准 我是“逃”来草原的。 2022年9月，我离开上海。
| 那天浦东机场挂着台风预警，天黑沉沉的。朋友开车送我去机场，一路上下着雨，人心惶惶。大屏幕上满是取消航班的信息，幸运的是，没有我那一班。
| 下午四五点，飞机降落在海拉尔。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那里的房子不高，视野辽阔，能望见完整的天际线，是一种“打开”的感觉。草原那种开阔、敞亮的气象，在我以往的生活经验中是从未有过的。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去北京读书，工作去上海，一直在城市流转，拥有的都是城市的生活经验。为数不多和乡野有关的经历，是去乡下姨妈家过暑假。在来到恩和之前，我并没有真正踏入过荒原，甚至没有徒步、登山的经验。
| 我始终没有脱离现代秩序，一直活在城市的框架里。 当时的上海对我而言，就像一张天罗地网。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问题，城市是中立的。
| 它承载了我从小到大被赋予的所有规则与秩序，那些困住我的东西，最终以城市的形态出现。 （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我想，那就去一个看起来和它毫无关系的地方。 我瞒着家里人，辞了职，又算了一笔账，打算花两三万块，买下几个月不工作的时间。 我不知道会待多久，就按照最冷的情况做准备。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该穿什么，我不知道，就把能带的都带上。行李箱里，衣服占了不少空间，但我仍然把电脑塞了进去。 刚到恩和，我跟心理咨询师说，很焦虑，不知道前路会遇见什么。 实际上，出发前，在草原待多久，去哪些目的地，能不能带回什么，我全无计划——如此的不确定，在工作里，我绝对不允许出现。怎么会不确定呢？问题怎么会没有解决方案呢？我是习惯把to do list列满的人。
| 在这种焦虑里，我看到了恩和的秋天。十月，马被放回草原，当地人去找马，我也跟着一起去。然后雪来了，还是去找马。 （图/受访者提供） 但那几个月里，我并没有因为没做什么事，感到“好难受”或者“今天又浪费了”。在那里，日子似乎更加充实，牧民从早忙到晚，有做不完的事：这匹马出了状况，那里要修围栏，哪匹马又跑了…… 后来，为了寻找查坦部落，我再次离开城市，来到充满野性的蒙古的草原。
| 我看到了关于“好”的标准的更多可能。 我的向导生活在村里，自己盖了房子，做旅游生意。他也在乌兰巴托工作过，但不喜欢。他选择回到草原，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太太在法国生活工作多年，现在在线上教法语，也选择和他一起在村庄生活。他的父亲，跟森林、跟查坦人很近，经常会骑马回去看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骑马，在自然里面生活，是最舒服、最好的。
| 我作为在城市长大的人，曾经对“好”的标准很狭隘。可像向导一样的人，当他们真正接触过城市，看过城市“好”的标准，比如要挣更多钱，要往上爬——对比起他们从小所感受到的自由，那种“好”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烈了。 （图/受访者提供） 当年进入人大哲学系时，第一节课，老师说：忘记你们所有学过的叫作哲学的东西。
| 后来我发现，哲学不教很实际的东西，而是在探讨不同的问题，提供的是一种解法，没有标准答案。 在大理，我从一位音乐人那里得到一面萨满鼓。
| 敲到这面鼓时很神奇。老师拿过去敲，他一边敲，我一边哭，好像我认识这面鼓一样。
| 当时我问老师要怎么学，他说：不需要学，你每天就跟它待在一起，想敲的时候，就跟它玩就可以了。这话让我震惊，因为以前任何东西，都是有规范的。
| 从恩和回到上海后，我经常在晚上敲这面鼓，慢慢地好像真的知道怎么跟它玩了。后来，老师来上海，我去见他，在现场玩鼓。
| 他对我说：你敲得很好。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但跟它玩得很开心。老师说：对了，就应该这样，听凭自己的感觉。 去到恩和，去查坦部落，遇见萨满鼓，很多事情似乎都在告诉我，不必那么确定，可以没有规则。 我又是谁呢？ 去年九月，我在蒙古一个人面对荒原，经历了两年旅途中最深的恐惧。 在那样原始的环境里，你是人还是马，其实没什么分别；你受过什么教育、做什么工作，所有这些身份标签都被剥离干净。
| 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一个生命体。 我开始确信，过去那种焦虑和紧绷，都来自社会的评价与标签——学历、成绩、工作能力。
| 太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你什么是“好”，你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去恩和的时候，我35岁。那时大家都在讨论，35岁之后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
| 当时有位记者，40岁左右辞职后，只能回去做很基础的记者工作。看到这些，我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对35岁以上的人不太友好。
| （图/受访者提供） 但在当时，不是我“不想”继续这样生活，而是“没办法”再这样过下去了。我的大脑已经装不下那些了。 从2020年开始，惊恐发作让我一度无法正常工作。严重的时候，我会在家里尖叫，有几次把门打开，蹲在门边或趴在地上动不了，想着如果要晕过去，门开着可能还有人能看到我。 内心没有支点，感觉一切都在崩塌：外部的城市秩序在崩塌，“我”也在垮塌。对我来说，更要紧的问题是：太长时间被工作定义，被成绩定义，被别人眼中“我应该是的样子”所定义，那离开了这些，我又是谁呢？ 过去，带着那些关于“好”的期待，我走进大城市，考入名校，进入体制内，拿到北京户口。这一切在家人们眼里堪称完美。 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北京的国企，有很多事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开这么长的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排比句？但我依然能把它们写得足够漂亮——我太知道对方要什么了。
| (图/受访者提供) 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写报告，处理很多行政事务，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工具，无足轻重。
| 你是小张、小李，什么都行，反正有人干活就可以。
| 在家人眼里，那份工作稳定，体面。
| 可我当时心里隐约有种冲动，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只是模糊地觉得，好像不该是这样。 我29岁那年，从现实眼光看，正是成家立业，在北京买房定居的好时机。多数人都会这么选，但我不愿意。我决定辞掉这份工作，离开北京。
| 家里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单位，还放弃北京户口？那一年，我妈不跟我说话。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发消息也没人回。
| 我好像亲手撕掉了她“完美女儿”的幻梦——不要这份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在她看来，这或许也是她作为母亲的失败。 实际上，从恩和回到上海之后，我一开始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自由。
| 一回到城市，身体会不自觉地紧绷。那种紧张，来自于那些仍未消散的期待与框架。两三个月里，我状态很糟，我时常崩溃，反复问自己：怎么会这样？甚至怀疑自己去恩和的意义。 当时面临的现实是，之前给自己设定的经费已经用完，接下来的一年要怎么过？在南宁买的房子，妈妈和外公住在那里，每月我要还四千多的房贷；如果继续在上海生活，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
| 我借住在朋友家里，不得不一边找工作，一边思考是否要在这座城市继续待下去。 （图/受访者提供） 我投出无数简历，什么都投，编辑、媒体、公关，所有可能与内容相关的岗位都试过，还找人改简历，托朋友内推，可只收到一个回应——来自一位人大的校友。那段时间，我每天刷新招聘软件，最后主动找上门的全是保险公司。
| 但在自然中，这些都消失了。在那个环境里，你感受不到注视，也感受不到期待——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自己。在自然里，没有人关心你变成什么样，甚至你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事实上，在那段短暂而挫败的求职经历之后，我获得了项目制的工作机会。我不再追求某种稳定的状态和关系，因为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关于草原、关于马，我还没看完。 我开始学着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是直觉。
|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与自己的身体和感受都很疏离——压力大时，我察觉不到；身体不舒服，我可以忽视，甚至觉得它“不正常”。
| 我不相信自己累，也不相信这些感受。如今，我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具身体。 优绩主义对我的影响仍然持续，而且它的痕迹一定会一直存在。
| 但我开始清楚，去识别它，然后决定要不要放掉一些部分。 今年七月，我去了北极，想走一些跟海洋有关的地方，海边或者海岛。再走一走，再写一写，一切还是与自然有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远山，编辑：程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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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06:54:43
